主席:
有好多人都形容“最低工資”及“標準工時”是一對孖生兄弟，“最低工資”順利誕生，“標準工時”自然會跟隨出世。我一直都支持最低工資，既然最低工資已成功立法，現在亦都是時候研究推出標準工時。事實上，我相信大部商界人士都不會反對在能力許可的情況下，改善員工的待遇，但佢哋擔心標準工時制度，
其實是憂慮立法而衍生的不明朗因素，令佢哋在多方面失去預算，導致經營出現問題，現在我們要做的事，就是掃除不明朗因素，尋求大家都接受的方案，締造勞資雙贏的局面。
我曾經在09年提出一個議案，促請政府推動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新職業文化運動，當時獲議會通過。我提出議案的目的，是希望政府能夠鼓勵僱主推行的措施，讓員工在工作之餘，同時注重個人及家庭生活，以緩和因工作與生活失衡而造成的壓力。但事實上，港人工作時間普遍都是過長，根據統計處的資料顯示，香港僱員每周工作時數中位數為45小時，每周工作時數較長的行業，例如從事零售、住宿及膳食服務的市民，每周工作達51小時。此外，近日有調查指出，本港有近半受訪的管理階層員工，每周工作時數超過51小時，是亞太區之冠。
我認為，如果能做到工作與生活平衡，家庭會更增加快樂，社會就會更加和諧，這是最理想的情況，但實際上港人過去的工作方式是一種病態，人人都只顧工作而忘記生活，而現在我們要一個病態社會走上康復的道路，實在需要時間去適應，需要時間改變市民同僱主舊有的想法。目前，最低工資法已經推行了一段時間，社會各界都已經適應，不少基層市民因而得益，另一方面越來越多人關心到工作時間過長的問題，大家其實都明白到，下一步社會將會朝向標準工時方向邁進。
正如上面所說，推動標準工時制度，一定會加重僱主的負擔，執行上亦會產生多種困難，但標準工時制度對僱主亦有好處，事實上外國有不少研究都證明，提昇僱員身心的健康，會提高整體的生產力，所以企業表面上會增加經濟的負擔，但最終亦會因為生產力提昇而有所得益。同時，政府亦應考慮提供經濟誘因，例如稅務的優惠，務求僱主更容易接受。
標準工時制度的複雜性，其實遠比最低工資為高。最低工資制度的焦點，往往集中在如何制定最低工資的水平，但標準工時就要考慮到更多複雜的問題，包括如何制定標準工時的鐘數、超時工作的補償水平、每周最高的工作時數、以至讓部分僱員在不受威逼的情況下選擇免受規管（opt－out）的具體內容等等，都可能有好多爭議，甚至衍生好多令僱主憂慮的不明朗因素。
同時，本港大部份公司都是中小企，靈活性對他們至為重要，如果引入標準工時制度時，無考慮到他們的需要，中小企可能面對好大的衝擊，他們未必有足夠資源去靈活調配僱員，去面對市場的變化。另一個要小心的問題，就是不同行業有不同的特性，例如製造業運輸業推行可能較易，但服務業就較困難，所以亦要考慮不同行業是否都要一刀切。最後，由於標準工時制度比較複雜，根據外國的經驗，需要較長時間去過渡，避免對僱主做成衝擊。以上的問題，都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。
總體而言，在研究標準工時的問題時，要顧及勞資各界的想法，我同意有需要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，由社會上勞資各界人士組成，大家努力去尋找一個共識方案。今日有部份議員提出一些具體建議，我相信現階提出任何方案，其實都言之尚早，最好仍然是交由專責委員會，去做深入的研究，確保僱主提出的關注點及困難都得到解決，令勞資雙方都樂於推動標準工時制度。
本人謹此陳詞。
